0.   引　　言

绿色矿山建设是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1]。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针对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同年12月，湖州市政府印发《关于创建绿色矿山建设的实施意见》(湖政发〔2005〕81号)，正式开启绿色矿山创建工作，提出“减点、控量、生态、集聚”的发展思路[2-3]，湖州由此成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和绿色矿山的发源地。自然资源部于2019年和2020年遴选了2批国家级绿色矿山，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1000余座、省级绿色矿山3000余座，构建起包含80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支撑性标准体系，发布150多个矿种的“三率”指标(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推广330多项涵盖勘察、开采、选矿及综合利用等领域的先进适用技术[4]，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矿业绿色发展的进程[5]。随着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不仅为全球矿业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4]，也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1.   中国矿业绿色发展面临问题

1.1   多元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及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具体要求，矿山企业应承担生态环境治理恢复的责任。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筹集方式主要包括：矿山企业应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费用，列入企业成本，专款专用；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矿山企业设立和充实基金。从需求来看，当前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投入不足且渠道单一，社会资本参与度较低，治理后续产业链延伸相对不足。从发展实践看，政府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正在逐步弱化、社会资本参与的回报机制不畅、税收优惠等实施细则缺失。以建设一座中型绿色矿山为例，初期投入多由矿山企业自身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成本投入通常比传统矿山高出30%～50%，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型矿山企业的积极性[6]。 

1.2   绿色金融发展不充分

作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和资源依赖型行业，矿产资源转型升级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与支持[7]。长期以来，我国矿业金融存在融资渠道窄、金融产品适配性差以及矿山企业财务规范性差、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风控能力薄弱等现代化治理能力不足等多重问题，导致金融支持难以有效下沉至矿业各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或急需节点，未形成矿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良好闭环[7]。2017年《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和202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均明确提出给予矿山企业绿色金融支持的政策。从各地推进的实践情况看，部分地区的金融机构对于矿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仍面临金融资本的短期偏好、高流动性和矿业投资“高风险−长周期”这一基础性矛盾，叠加我国矿业领域绿色金融发展不充分、绿色金融支持机制不健全、金融机构对矿业绿色发展领域融资力度有限以及绿色信贷面临外部监管不足、绿色债券认证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缺乏推动社会资本“自下而上自发参与”绿色矿山建设的制度环境和安排。近年来，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深入实施，矿山企业在绿色能源建设等方面的融资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与矿业绿色发展的全链条、全周期的金融实际需求相比，仍存在极大缺口。 

1.3   地方政府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仍需提升

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实施以来，我国矿业领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基本完成，但改革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具体而言，笔者于2020—2023年通过“信用中国”平台查询发现，部分省份矿产资源企业所受行政处罚事项多集中在当年11月；另外，从大气污染防治的实践来看，各地区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矿业领域大多面临行政手段治理的简单化问题，“运动式”“一刀切”做法仍未禁绝，“一关了之”“一禁了之”的粗放治理方式，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矿业生产者的经济利益。 

2.   中国矿业绿色发展底层逻辑

底层逻辑是事物最本质的存在，也是探究事物基本原理、基础结构以及发展方向的前置要素[8]。从矿业绿色发展的现象出发，剖析背后的规律、决定性因素、结构性作用或根本原因，确定中国矿业绿色发展的底层逻辑，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矿业绿色发展，也能为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提供科学的思维方法。新发展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正在指导中国实践，跳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陷阱，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新路子。同时，绿色发展“四个转型”即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和安全转型为中国矿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9-10]。治理逻辑的上下贯通、治理路径的领域协同、治理方式的科技供给以及治理目标的多元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矿业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路径，进而重塑了中国矿业绿色发展的底层逻辑。 

2.1   向基于战略引导的国家意志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深入人心。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不断推进，矿业绿色发展已成为矿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11]。绿色矿山建设先后经历了倡议探索、试点示范、联动推进等阶段，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其顶层设计、政策措施、标准规范、评价体系等一系列制度逐步建立。2017年，原国土资源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有色、冶金、化工等9项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发布实施，标志着矿业绿色发展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在此过程中，规划战略方向引领、重点领域久久为功、制度体系健全完善、压紧压实责任使命，均体现了国家意志的战略引导；也进一步推动了矿业绿色发展由早期大型矿山“示范引领”、小型矿山“维持治理”的实践逻辑[12]向基于战略引导的国家意志转变。需要强调的是，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大，资源安全已上升为更具约束力的国家战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增设“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章节，将战略性矿产储备体系建设纳入法律强制要求，更加明确矿产资源管理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13]。多重意志叠加之下，矿业绿色发展与资源安全保障正在向精细化管控升级转变。 

2.2   向基于法律保障的治理体系转变

中国积极推进绿色矿业发展与绿色矿山建设，相关要求已上升为法律规范。2025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是自1986年原版法律颁布实施近40 a的首次“大修”，为绿色矿山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中，总则第1条、第3条、第11条，明确了矿业绿色发展的战略原则；第37条和第39条，强化科技创新在技术、工艺、设备中的重要作用；第37条、第41条和第44条，聚焦生态修复，提出修复原则和管理措施；第37条、第38条、第41条、第42条、第45条、第46条、第48条、第56条和第61条，强化企业是矿业绿色发展的主体责任[12，14-15]。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于矿业绿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第3编“生态保护”第3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专设1节，对“矿产资源”进行表述，涉及内容有7条。第771条提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国家鼓励、支持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加强绿色矿山建设”；其余6条也分别就先进技术工艺装备、矿区生态修复、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需要强调的是，中资企业在海外参照中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开展勘察、开采工作，获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2.3   向基于技术革新的创新驱动转变

技术革新已成为矿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也使传统矿业格局得以重塑。技术革新受到政策导向、社会诉求和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核心在于生产成本的下降以及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16]。数字化、信息化、绿色化、智能化相互关联、协同作用、融合发展，在矿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到，采矿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拓宽了矿产资源开发边界，实现了矿产资源高效低成本的规模化绿色开发；选矿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成功突破了一系列“呆矿”资源利用难题，有效提高了低品位、共伴生资源回收利用率；数智技术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广泛应用，助力传统矿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智驱动”升级。具体而言，将国土空间信息、大数据、移动互联网、5G等信息汇聚为统一的数字孪生模型，支撑可视化决策的矿山“一张图”；动态优化运输路径与设备协同，降低矿车空载与等待时间，提升整体运行效率的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瓦斯、粉尘、沉降，结合AI算法开展趋势预测和预警系统；在线监测尾矿库地质环境、矿山地下水和地表水水质、空气污染和噪声等环保指标，确保合规排放等，均为矿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利用采煤沉陷区、工业广场、排土场、尾矿库等矿山空间资源，支持风电、光伏等项目建设，推动光伏治沙、可再生能源制氢和多能互补开发，构建多元互补的新能源供应与消纳体系，矿业产业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正在开创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3.   中国矿业绿色发展未来方向

3.1   以优化准入为导向，推进矿产资源规模结构优化

2024年中国自然资源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现有采矿权30391个。但从规模结构来看，小型矿山仍占非煤矿山总数的70%以上。对此，应当从两方面开展管控工作。一方面，规范矿业权设置。加强规划引导，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分区，按照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不再新设矿业权。在划定采矿权范围或办理生产矿山扩界时，统筹考虑矿山开采方式、矿石加工及生活办公用地空间；针对露天开采矿山，建议根据山体整体进行划定，实现大规模夷平式开采，避免出现“半面山”开采，并综合考虑开采后的土地用途等因素合理设置开采标高。另一方面，提高矿业开采门槛。综合考虑安全保障水平、环境容量、排放标准、投入产出等因素，按照“关闭淘汰一批，改造提升一批，重组整合一批”的思路，推动各地合理设置采矿权数量，管理上坚持“数量压减+质量提升”策略，有序减少小型矿山和小矿数量。强化规模效益措施，提高矿山最小开采规模、最低服务年限标准，从源头解决“一矿多开”、“大矿小开”等问题，进一步推动矿山高质量发展。同时，科学运用法律、行政、市场等手段，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地落实，防范新增矿山生态修复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 

3.2   以标准规范为引领，促进矿业行业提质增效

健全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综合考虑区域、矿种、规模、开采方式等因素，完善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更新，引导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绿色矿山建设、绿色生产力集聚。切实发挥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引领作用，推动矿山企业绿色化改造、生产工艺改进、生产设备更新，提升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落实绿色勘查技术规范和标准，严格勘查设计审查。大力推广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装备，减少地质勘查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推广绿色工艺技术，鼓励开展生产废石和选矿尾矿综合利用，积极推广充填技术，将无法利用的矿山废弃资源及时回填至采空区。加快绿色矿山建设，制定绿色矿山标准及管理办法。新设采矿权，必须将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建成具体时间、未建成违约责任等内容纳入采矿权出让公告和采矿权出让合同；现有矿山也要履行生态保护义务核验机制，实事求是制定并明确绿色矿山创建时间表，在限期内必须达标，到期未达标者一律停业整改，最终实现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矿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约束，推动矿业绿色发展。在已有绿色矿山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总结技术体系、标准体系、产业模式、管理方式和政策机制创新，打造形成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3.3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激发绿色发展动能

“十五五”时期是传统矿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攻关，不断激发绿色发展动能。面对2000m以浅空间矿产资源新主战场的开辟、老旧矿区开采遗留大量采空区和矿柱等残矿资源盘活、共伴生资源一体开采、实现“资源量”到“可利用资源量”转变、尾矿废石等“第二矿山”资源的利用等一系列挑战，需强化矿山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矿山企业主导的产学融通创新，让矿山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挑大梁、当主角，以科技赋能推动资源存量转化为优质增量。加强矿业高校与企业共建人才培养平台，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研人员分类评价制度，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矿业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和重点用能设备更新升级，引导矿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先进节能技术和高效末端治理装备等，培育一批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绿色矿山，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推进矿山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赋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化研究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矿业场景中的应用模式，探索“技术突破+场景验证+技术推广”的全周期场景设计机制，建立矿业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显著改善全员劳动生产率。鼓励有条件的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实施风、光、地热、生物质等多种清洁能源协同开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3.4   以市场机制为手段，完善绿色政策体系

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破解绿色矿山建设资金不足的瓶颈，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统筹解决在建生产矿山与历史遗留的“新老问题”。强化矿山企业市场主体的信用管理，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立影响统一大市场的限定性规定，将相关失信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社会治理的优先次序，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矿业ESG评价指标体系，强化矿业企业的荣誉激励与价值认同，探索尝试将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纳入供应商管理机制，推动供应商提供的矿产品符合节能、环境、生态要求。适时将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矿业企业的绿色采购标准及相关供应链规范向全行业推广，提升矿业行业整体绿色化水平。